抗日将士贾兴汉之子贾培基
在抗战胜利79周年座谈会上的往事回顾
（贾培基）
英雄文化网的同志们好！我叫贾培基，今年89岁，我怀着既兴奋又沉重的心情参加英雄文化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9周年座谈会。
我生于1935年12月。那时，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我的祖籍是重庆长寿区。父亲是贾兴汉，重庆市长寿县20年代的第一批共青团员，被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第四期学员。三十年代初期，他受命到上海帮助训练税警团战士。税警团隶属中国财政部，团长就是爱国将领孙立人。
我出生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农村外婆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参加了当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当时他是税警团连长，率领战士英勇奋战，他身中三枪，不下火线，被送到战地医院抢救，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临终前，他留下的遗言就是要我长大了学建筑，为重建中华尽一份力。同时，嘱咐部队要我们赶快离开山东，韩复榘（时任山东省长）是不抗日的，要我们一定不要做亡国奴。当时，外祖父已去世，外婆、母亲带领两个未成年的舅父、一个表哥和我，与未满周岁的妹妹，举家走上逃亡之路。
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两个长征，一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还有一个长征是千百万群众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走向大西南的长征，这是旷日持久的悲壮的逃亡之路。我们一家，从山东出发，经河南、湖南、湖北、广西、贵州，最终于1944年到达重庆，长达6年之久。途径之地，没有火车，也找不到汽车，逃难民众携儿带女、肩挑背扛。从我有记忆起，留下的印象是风餐露宿、走走停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沿途都是难民的人流，饿死、病死、被日本飞机炸死的悲惨情景历历在目。在逃亡中，中国民众死亡何止千万。我们永世不能忘记这笔血海深仇。每当我回忆这段逃亡生活，就会想起艾青的诗：“当我还是一个儿童，已有了严肃的心情，我用忧郁的眼睛，看着数不清的苦难，岁月在血泊中浮游，死亡在追赶着生命……”就泪水长流。
在流亡途中，我八岁了，没有书读。到达重庆后，两个舅舅已成年，找到了工作，并先后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二舅父李延伦，是陶行知创办的社会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是陶先生做学生工作的得力助手。我是受战争损害的儿童，是地下党的同志把我送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我们班上许多同学是战时孤儿，每当我们谈起战争中失去了亲人，都会伤心流泪。陶先生知道孩子们的伤痛，由音乐老师创作了《我们不流眼泪，流泪是懦弱的行为，泪水洗不尽我们的耻辱，也不能把敌人打退……》的歌曲，同学们相互安慰鼓励，决心长大后要为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报仇血恨。1945年8月，我十岁时，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好景不长，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日益迫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撤回延安。在南方局和红岩村庄主饶国模的支持下，育才学校从合川古圣寺迁到了红岩村。我们这些小同学，就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三楼上，层高低，我们都是地铺睡觉，解放后，我才知道我睡那间屋子是办事处的发报室。育才学校教师许多都是隐蔽的中共党员，八路军办事处又把图书留给了育才学校，成为师生的精神粮食。我们从小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陶先生在抗日战争看到了中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掷地有声的呼出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了不起，将来一定了不得！”他的爱国热情感染和教育了师生。他追随中国共产党以及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友谊，也深深地教育了育才师生。1949年11月，我们在红岩村迎接了重庆解放，那时，我十四岁。值得回忆的是：1950年，重庆要在学校建立新民主义青年团组织，我是第一批被发展的团员，入团仪式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举行。时任重庆市长陈锡联是我们的入团宣誓的监誓人，刘伯承司令员讲话，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做新中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1950年11月，重庆举行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我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出席了大会。会议根据学校在民主革命中的表现，选举重庆大学刘文权为市学联主席、重庆一中学生会主席方延惠和我被选为学联副主席。当时育才学校学生会主席是邝忠龄，因怀孕生小孩，就由我去履行市学联副主席一职。
我于1954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政治法律专业人才。1956年，我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一生受到的最大波折是文化大革命，那时我30岁。我用所学的马列主义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批判》，批判造反派夺权是毁我人民政权；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走上崩溃的边缘；批判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等。这十大批判传到了市委副书记辛易之那里，他十分赞同，批示印刷10万份，在全市散发。这就捅了马蜂窝，重庆造反派在他们办的报上发出通辑令，要捉拿《十批判》的“黑手”，说这是直指中央文革的反革命传单。于是，我先后逃亡到上海、西安等地，直到1967年所谓上海“一月风暴”之后，我已生活费用断绝，只得回到重庆。造反派已查清我是“十批判”的作者，他们多方侦察，终于把我抓住。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补发工资，解决生活费用；二是文斗，不能伤我身体。西南政法学院造反派从1967年2月起，对我批斗、挂黑牌游街有数十次之多，由造反派宣布我是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开除我的党籍。我心里很清楚，造反派的决定是不算数的，毫不畏惧，也不认错，也不写检讨。但是，进了造反派组织的所谓“劳改队”，并送我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群人到西山坪劳改农场劳动。1970年，十三军主持重庆市革委工作。当时市革委政工组长高维狱（三十七师师长）派三十七师团长汪汝哲，到西山坪了解情况，当听到我说的情况后，他当面说：“你不是反革命，你是拥军的，我们需要你去工作。”我于1970年5月20日，部队派车把我接到市革委政工组报导上班。我在西山坪劳动时，心中总是想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常常想起《列宁在十月》的两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了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大、市政协。我先后在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和市政府工作。经历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重庆直辖的全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我被指派负责经办了文教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我们这个班子经历两年多的工作，对一万多人员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公职。再就是为重庆直辖尽了一份力，当时市领导要我具体落实在渝四川省属高校、中专、医院、科研院所划归重庆的具体事项，我认真完成了任务。市委书记又指定我负责制定在渝高等学校结构调整方案，即部分高校的合并与重组，我们的方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批准并全部实施。由我担负的工作，我尽职尽责完成了任务。2003年，我68岁时退休。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所走过的坎坷道路。今天，国家正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胜利前行，我们感到欣慰，并盼台湾早日回归，盼中共二十大后，又有新的振奋人心的发展。谢谢同志们。
2024年9月2日
本文是作者在参加“英雄文化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贾培基，男。重庆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重庆市档案局原局长，现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