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的母亲只身进藏，拼死救夫！真像江姐那么勇敢！

291 阅读 0 评论 1 点赞

作者简介：　

薛晓康：全国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当代军旅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西康军营，长在西藏军区保育院，就读于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历任司号员，报务员，电台台长，副连长，干事，西藏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编辑等职。作品多次获奖，并译介到国外。

别了﹒肖家河

薛晓康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家还住在西藏军区驻四川办事处（简称川办）后面的家属区（简称后楼）。后楼大院有3幢3层高的楼房，朝西面的一堵红砖围墙外面，有一条整日哗哗流淌的河，这条看上去很让人感到惬意的河叫肖家河。河岸边长满了绿绿的青草和树木，河水灌溉着周围的农田。每每到了夏季，河流里便会有一群孩子欢快嬉戏的身影。

1968年8月中旬的一天，天气闷热，但后楼的孩子们都不去肖家河了。因为后楼家属委员会党支部书记范代才阿姨，正忙不迭地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所有人都去川办大门口，迎接从北京归来的西藏军区代表团。

我跟后楼的其他孩子跑到川办大门口，看到办公楼、围墙上和路两边插满了彩旗，喇叭里正反复播放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川办的干部战士整齐排列在大门外的马路两侧，形成夹道欢迎的队形，一直排到川办隔壁的招待所门口。不一会儿，只见一辆大交通车朝这边缓缓驶来。喇叭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立刻，全体干部战士也跟着整齐地高喊。这时我从旁人口中得知，交通车上坐的正是去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西藏军区代表。我猜想，那些代表里有没有我父亲？却猛听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四起，原来是手持一串串鞭炮的那些战士们正挨个站在墙头上，不断点燃手中的鞭炮捻子。我突然发现，有些四下滚落的鞭炮并没有爆响，这下便让一群前来看热闹的男孩子们兴奋无比，不顾被炸伤的危险，冒着浓浓的烟雾，纷纷跑过去抢拾未爆响的鞭炮。我也被激发起来，什么欢迎军区赴京代表，什么代表里有没有我父亲，这些一概顾不上了，只管赶紧冲进这个混乱场地，生怕动作比别的孩子慢了一点。可惜我的动作仍是偏慢了一点，我跟一个叫文国兵的小孩几乎同时看见一个较大的未爆响鞭炮，正当我为躲避头顶和身边爆响鞭炮而闪身的时候，文国兵却冲过去捡起了那个鞭炮。我很沮丧，文国兵则拿着那个鞭炮喜滋滋地观看。我想向他说明，这个鞭炮是我先发现的，但鉴于他是范代才阿姨的小儿子，我便打消了与他争辩的念头，紧忙去捡拾另外的未爆鞭炮。这实在是个明智之举，因为文国兵手中的那个鞭炮突然爆响了，只见他脸上顿时布满了沙状的黑色颗粒，那面容让人想起了一首关于非洲黑奴孩子的歌：“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他的一颗门牙被崩掉了一块，手也被灼伤了。他显然是被吓懵了，呆立在那儿。我生怕也像他一样遭此惨状，急忙把我衣兜里装的未爆鞭炮全部掏出来扔掉，朝他喊了声“你快去门诊部”就撒腿跑了。

我进了家门才想起，刚才怎么没注意交通车是何时从我身边开过去的呢？怎么就忘了看交通车上有没有我父亲呢？正想着，只见我父亲的警卫员小邓来了。小邓是西藏军区警卫营的一个排长，身材不高，但体格敦实，四川德阳人。我眼睛一亮，看他手里居然牵了一只山羊。原来，小邓是乘我父亲去北京，回老家休假了一段时间，他说山羊是他家自己喂养的。山羊长得很乖巧，像只宠物，趾高气昂地望着我。我有些犯难，这家里如何能喂养这家伙？小邓说，这不是拿来喂养的，而是拿来给我们吃的。他说着，便从厨房里寻了一把菜刀和一把尖刀，还拿了一个大木盆，牵着羊到院子里，很麻利地把羊宰杀剥皮肢解了。

我问小邓：“怎么没见我爸回来？”

小邓说：“已经回来了，他们去北京的代表，正在川办会议室开会。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人，总要先跟大家报个喜才回家嘛。”

我的天，我父亲真的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难怪小邓要拿他家的山羊前来祝贺。

晚饭时，我父亲和我母亲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我父亲对小邓说：“谁让你拿羊肉来？”小邓的嘴很甜：“首长见到毛主席了，不应该庆贺一下吗？”我父亲哈哈一笑：“你这个小家伙，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怎么学得油嘴滑舌，还一套一套的。快吃吧，看羊肉能不能把你的嘴给堵上。”

我对关于羊肉的问题并不感兴趣，只想听听我父亲讲讲他受到毛主席接见时的情形。但我父亲只是简单说了说：“毛主席在接见我们军队代表时，身体很好，比他在延安抗大给我们讲课时还精神，红光满面，这是对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极大鼓舞。好了，咱们抓紧吃饭，晚上带你们到川办大礼堂参加晚会。不错，今天我的儿女们都到齐了……”

“这儿还有一个女儿也到了！”话音刚落，只见一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女兵蹦进屋来，咯咯地笑着挽着我母亲的胳膊，“我也算是你们家的女儿，难道不是吗？”

我吃了一惊，我们家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女儿？我母亲介绍说：“她叫陈娜一，是西藏军区话剧团的演员。我有一次在拉萨生病，我俩住一个病房。这一住，她就把我给赖住了，非要住成我的女儿，真是太调皮了。我哪有这么大的女儿？来来，坐下来吃羊肉。”

陈娜一说她晚上有演出任务，已经提前在招待所吃过饭了，她是特意来带我去礼堂后台看演出节目，说在那里能看得更清楚。我的父母亲同意了，让我跟她一起去。

礼堂后台的演职人员个个都在紧忙活，陈娜一拉着我到处找地方去化妆换衣服，却无一处空间。她把我带到一个很狭窄的小角落，不知从哪儿扯了块用作道具的白床单搭在一根铁丝上，匆匆脱去军上衣。我顿时惊呆了，只见她的内衣竟然有好几个小破洞。哎呀，这是我此生见过的最勤俭节约的女兵，连一件好衬衣都不舍得买，至少应该用针线缝补一下破洞才好呀？难道西藏的女兵都这样艰苦朴素？她咯咯地笑：“把你看傻了吧？待会儿我要演旧西藏的农奴，只有翻身农奴才有新衣服穿。我们团正在招小演员，我看你可以来演小农奴，也穿这样的破衣服……”我说“我才不穿破衣服呢”就往台下的座位跑去了。身后传来一串咯咯的笑：“那你可以穿新衣服唱歌嘛，翻身农奴把歌唱！”

演出开始后，我跟家人们坐在一起，完全没记住那台话剧的剧目叫什么，至今也想不起来。因为我母亲告诉我，陈娜一虽然不是主角演员，但她一人要串演好几个角色。为此，我的注意力全是在每个场次的演员中寻找她。她一会儿演女农奴，一会儿演女金珠玛米，甚至还演了一个英国黄毛女记者。她演得像模像样，如果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出来。每当我辨认出是她，立刻旁若无人地开心大笑。

我父亲很不满地侧过头来盯着我：“这孩子怎么还手舞足蹈的，是疯了吧。”

我母亲说：“不是疯了，是傻了。你没注意，从小在西藏军区保育院和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长大的孩子，跟父母长期见不上面，好象都比别的孩子傻，这有啥好奇怪的。你别说了，只要孩子们高兴就行。”

我父亲摇摇头：“你这个典型的抱鸡婆，就知道护孩子的短。咱儿子在这儿乱笑，影响其他观众嘛。注意点影响啊，别真跟傻子似的，给我丢人现眼。”

演出结束后，我父亲和其他几位首长走上舞台，跟演员们一一握手合影。我母亲突然捧腹大笑，用肘碰碰我：“快看你爸那个傻样，白衬衣都露在屁股旁边。都怪我，刚才应该给他整理一下衣服。不管他，我们先回去。他刚才还说你给他丢人现眼，看看他自己吧。哈哈哈……”

回到家后，我父亲过了一会儿也回来了，进门就看见我母亲一个劲地笑，便说：“怎么回事？看了一场话剧就也变得这么傻？”我母亲一指我父亲的屁股，却突然不笑了，瞪大了眼睛，手指头也僵住了。因为她这时才看清楚，我父亲的白衬衣并没有露在外面，而是他裤兜里装的节目单露出了长长的一节。我父亲说：“这就是由于长时间见不着我，你也变得跟咱的孩子一样傻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全家人都又疯又傻地笑作了一团。这使我大概明白了一点，在有的时候，家人之间发生的一个小小误会，也可以成为贮藏一段欢乐时光的儿时记忆。

我父亲仅在家住了几天，他白天去开会或是去一些单位作报告，晚上回到家，便跟我母亲猫在卧室里“密谈”，很少跟我们子女玩耍聊天。我很自觉，从不打扰他俩。也不敢打扰。因为我知道，自打我母亲1964年从西藏内调到成都后，他俩就很少见面了。尽管当时我还没有成年，但也大概明白一点，丈夫对妻子的感情，胜于对子女的感情，这也许是天经地义的吧。当然了，这也不应该是绝对的，但我那时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是我那时在家里真实体会出来的。

不过，有天晚上我终于享受到了一丝父爱的滋味。我父亲捧了一摞旧报纸放在写字台上，并让我母亲研好墨，然后拿了几支粗细不一的毛笔，很有兴致地教我写毛笔字。我喜悦地看他向我示范性地书写了一大张，但我并不怎么欣赏他的字体，说：“我们的语文老师文柏生，他教我们的毛笔字可不是这样的，是柳体，还有隶书，还有……”

“文老师？”我父亲笑道，“你老师的这个姓不错，天生文化人，可以当语文老师，但他未必可以当书法家。真正的书法家，并不一定要照葫芦画瓢似的，学别人写的字体。你看，毛主席写的毛笔字，‘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叫什么字体？你就叫不出来吧？但这让人看起来就是中看。所以啊，每个人写毛笔字，都要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咱们可以把这称作‘我字体’。你来试试，首先把咱家的姓写好，你来写写这个‘薛’字，让我看看。”

这个太简单。我握住毛笔，把文老师教过的每一笔划的书写方式，都尽力发挥到这个“薛”字上，一连写了好多个“薛”。

“这就是你们文老师教的？”我父亲以他惯用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开始了先表扬再纠正的谈话，“嗯，写得还算可以。首先，这不是错别字，不潦草，比较好认。但字的整体结构不好看。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这个字的草字头。有的草字头写得太大，这就成了头重脚轻；有的草字头写得太小，这就又成了头轻脚重。来，你再写写看，我再跟你讲……”

当我在好几张旧报纸上写满了“薛”和其它一些字后，终于毫无兴致了，因为我真的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头重脚轻。我母亲知道我这是困了，于是叫我快去睡觉。

我父亲扫兴地说：“好，去睡吧。这练毛笔字啊，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事……”

“行了行了。”我母亲把我父亲拉走，“这家里除了我，没人听你作报告。你明天就要回西藏了，早点休息吧。”

我上床后在想，我家五个子女，为啥我父亲只教我一个人写毛笔字呢？一床棉被遮盖着我的满意之感，使我渐渐进入深受某种“恩惠”的甜甜梦乡……

正如一句老话说的那样，叫“好事成双”。就在我们全家人还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十多天后，后楼家属委员会党支部书记范代才阿姨又发布了通知，要所有人在今天（1968年9月5日）注意听广播电台里的重要新闻，是关于西藏的，而且有可能听到有些孩子父亲的名字。

果然，川办的大喇叭响了，传出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开始播放今天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闻。选举的革委会主任是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我注意听播音员念的革委会其他成员的一长串名字，听着听着，我一阵惊喜，居然听到了我父亲的名字。我顾不上跟别的孩子说话，激动地赶紧跑回家，拿了一个竹编簸箕和一个小布袋，翻墙出去到肖家河的一条小沟渠，顶着烈日，捕捞了满满一小布袋鲫鱼，让保姆今天多做两个菜，等我母亲下班回来后，跟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庆祝一下。

这天的晚饭，菜很丰盛，家里始终洋溢着欢乐气氛。我说听见广播电台里念了我父亲的名字，我母亲说她也听见了，就连不识几个字的保姆也在一旁说，她也听见了，还说只可惜她不会写我父亲的名字，不然她会记在本子上的。这下把我母亲逗得直乐，启开了一瓶葡萄酒，给我们和保姆的酒杯都斟上酒，连我最小的不到6岁的弟弟跟前也摆上了酒杯。不过，这只是摆着表示一下庆祝的意思，我弟弟妹妹酒杯里的酒全部被我母亲一口接一口地喝掉。

我一手捂住酒瓶，说：“给我爸留一点酒，等他下次从西藏回来以后，我们再一起喝。”

我母亲嘴一撇，说：“你爸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再说了，哪能让他喝我们剩下的酒？等他回来再开一瓶就行了，来，我们喝，干了！”

许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我母亲那天喝酒像是在喝水，我感觉她把那一杯杯酒当作了天降的甘露，用以滋润她的歌喉。是的，她当时还没有尽兴，她需要唱支歌来表达一下心情。只见她端起酒杯，放声唱起歌剧《小二黑结婚》里的一段歌：“清粼粼的水，蓝格莹莹的天……”

我母亲到了晚年还跟我回忆起那顿晚饭，她骄傲地说：“那点酒算什么？我平时一般不怎么喝酒，但真要喝起来，以我的酒量，至少是两斤白酒。我当年在西藏搞谍报工作的那个期间，满满一铜壶的酒对我来说也不在话下，把那些藏胞都看得一愣一愣的。嘿嘿，当然了，那是青稞酒，度数太低了。不过，有件事我这一辈子都没弄明白，就是很多男人怎么一喝醉就东倒西歪，又是吐又是闹的。你喝醉了就去睡觉嘛，干吗非要弄得一点形象和风度都没有了呢？真是的，搞不懂。”

可是，快乐的时光并不持久，如同在花季里盛开的喜人鲜花，也有凋萎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料到，一场灾祸正悄悄降临到我们家。

1968年9月的一天，我去母亲的单位去找守门的那位姓杨的叔叔。因为那时候我爱好集邮，杨叔叔每回见到我，总会喜笑颜开地把我叫进收发室，拉开抽屉，让我随意挑选新发行的邮票。我最喜欢的是那些毛主席诗词邮票，杨叔叔说他是特意给我留着的，邮票钱则由我母亲一定要坚持交付给他，所以我已经跟他混得很熟，有时还学着我母亲的口吻叫他“老杨”，他乐呵呵地说：“老杨也是你叫的？没大没小，没礼貌的小家伙，当心以后我不帮你集邮了啊。嘿嘿……老杨，我有那么老吗？只要我老杨一刮胡子，那就成小杨了……”

然而在这天，杨叔叔的神情和态度跟过去大不一样，很紧张地叫我别进去。我问为什么？我要进去找我妈。杨叔叔焦急地在收发室的窗户上向我连连摆手，还扭头左右张望进出大门的人。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便径直往院子里走。突然，我看见道路上牵挂着一些白纸黑字的大横幅，其中有一幅写着醒目的大字：“打倒走资派安插在公安的黑干将李秀珍！”我顿时懵了，发呆地站在那儿看。杨叔叔急跑过来，拉住我就往大门外面走，边走边说：“孩子，你先回家去。别害怕，你妈是好人，那些造反派整不倒她的。她现在不在单位上。走吧，听话……”

杨叔叔的声音是慈祥关切的，而从我身后传来他发出的一声叹息，却是沉重痛心的……

我母亲很晚才回到家，我问她上哪儿去了，她边脱弄脏的外衣边平静地说：“到肖家河去转了转，在河边上坐了一会儿，想点事情。没事，你去睡吧。”

看她疲惫不堪的模样，知道她是有意瞒着我一些不好的事，但我不便追问她，更不敢跟她说我今天去过她单位。

后来，我母亲跟我讲了那天发生的事——她被一帮造反派抓到锦江大礼堂批斗，并在她胸前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面写的字跟她单位里挂的那条横幅上的字一模一样。

礼堂的台上站了十多个省市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正中间站的是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秦传厚。我母亲站在最边上，她身旁站的是一位姓龚的区长。她奇怪地问：“你不是政法系统的，怎么也被揪来了？”龚区长低头小声说：“我跟你差不多，属于陪斗。”她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就听台下的“革命群众”有人喊：“那个女的不老实，还敢笑！”

她不笑了，但很快就愤怒了。因为她看见有个造反派的人在反扭秦厅长的胳膊，叫他老实交代。台下有人惊呼：“哎呀，那个走资派的胳膊还会打转！”

我母亲清楚，秦厅长的胳膊早在战争年代就伤残了，身上还留有没取出来的弹片。她不禁想到了1949年4月28日，那是太原解放的第4天，她和我父亲的婚礼在阎锡山行政公署里举行，18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是证婚人，而保卫部部长秦传厚便是婚礼的主持人。她无比怀念那个俭朴而温馨的日子，也非常感念那些关爱同志的老首长。于是她忍不住喊道：“你们不能这样！秦厅长在革命战争中多次负伤，他是伤残军人，我们在战场上对俘虏都要优待……”

“你不准讲话！”一个造反派头目怒气冲冲地打断她的话，“马上就收拾你！”

我母亲被彻底激怒了，把挂在她胸前的那块牌子取下来扔掉，高声说：“我是西藏边防军人的家属，如果有谁敢把我打坏了，他负不起这个责！”说完，她便昂首挺胸地走下台，却没有人拦她，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陪斗”的“黑干将”就这么走掉了。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会那么胆大？她纠正我说那不是胆大，是勇敢，还指着贴在她卧室墙上的一张女明星画像对我说：“她就是我心中的榜样。”我之前没怎么注意那张画像，这时候才认真看了看，那张画像正是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女主角江姐。

过去，我总记着那句老话叫“好事成双”，但忽略了还有“祸不单行”这句老话。

就在我母亲“陪斗”没过多久，她接到从拉萨来的长途电话，是西藏军区保卫部的乔处长打来的。他告诉我母亲，薛政委到下面单位去检查工作，被一帮造反派给抓走了。我母亲急忙问，是在哪个地方被抓走的？乔处长说是在林芝地区，是军区生产部建设兵团农垦师的一部分人当了造反派，另一部分人当了“保皇派”，双方正在对峙。乔处长在电话里说得很急，口气也很紧张：“上面要求我们对这个情况暂时保密，你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个电话是我打的，薛政委曾经是我们的老部长，我们保卫部的同志们正在想办法，但有一定困难，因为现在的局势很乱，不好直接派部队去营救，那样局势可能会变得更乱。你一方面要做最坏的思想准备，一方面你也要赶紧自己想想办法。”

我母亲说了声“知道了，谢谢小乔”便放下电话，伏在桌上不停抹泪。

为了不让她的孩子们知道这事，她又独自去了肖家河。在她眼里，哗哗流淌的河水已不再似“清粼粼的水”了，天也不再似“蓝格莹莹的天”了，唯有伤心欲绝的哭泣声成为她唱给肖家河的一支悲歌。

她坐在河边哭了一阵，终于冷静下来，“老是这样哭不行啊”。她猛然醒悟，乔处长在电话里讲的最后那句话，是提醒她的一句关键的话。是应该自己想想办法。她苦苦地思索着，是否去找那两位最熟悉的老首长帮帮忙？可是，谭冠三政委已在前年（1966年）调到北京去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听说他最近也受到了冲击，不好去找他。再就是张国华司令员，但他也在去年（1967年）调离了西藏，到成都军区任政委。看来，只有自己亲自去西藏跑一趟。但自己对现任的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和政委任荣并不熟悉，这该咋办呢？不行，还是要去找张国华政委，他就在成都，是距离肖家河最近的老首长。

第二天，我母亲叫我跟她一起去见一下张国华政委。我问是什么事？她搂了搂我，为我整理好衣服和衣扣，那动作像是在为我包扎伤口。她想了想，说：“算了，你别去了，还是我一个人去。”

几十年过去后，我母亲才向我讲述了当时发生的那些事——

那天，我母亲去成都军区大院找到张国华政委，向他讲了我父亲所处的危险情况，他很气愤：“怎么能搞成这样？乱来，太不像话了！唉，真没想到，我们的诸葛亮也会遭这份罪。”

我母亲焦急地向他求救，他不断安抚我母亲，然后讲了目前的军队局势。大概意思是说，去年（1967年）的7月25日，林彪、江青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在全国掀起。因此，受到冲击的不止是西藏军区机关，混乱局面愈发不好控制了。

我母亲一听，更加着急了，她几乎是喊着说：“老首长，当初我的老薛可是你和谭政委把他带进西藏的，要说他走了什么道路，那也是革命的道路，是进军西藏的道路，怎么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不能不管呀。如果老薛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把我的孩子们全都交给你，你给我养！我去一头撞死在那些造反派的面前，要他们永世不得安宁！”

张国华政委没有生气，连忙安抚我母亲不要着急，说他一定会想办法，尽全力把老薛营救出来。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思考了一阵便拿起电话，给西藏军区政委任荣讲了几句话，接着给成都空军指挥部打了电话，然后对我母亲说：“下星期一有架军用飞机去拉萨，你一早就去太平寺机场调度室，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不过，只能委屈你一下，是架运输机，不是客机。唉，我说小李子呀，你自己去拉萨，我还真有点不放心。要不这样，让我爱人跟你作个伴，陪你一起进去。”

我母亲非常感谢，但拒绝了。在她年满91岁生日那天，她眼含泪水地跟我说：“张国华是个好首长，我想着当时对他那样没礼貌地说话，真有些惭愧。我那也是实在急得没办法了，要不然，那时候你就差点没有爸爸了……”

临去西藏前，我母亲做了精心准备。她悄悄叫一个姓曾的公安干警帮忙，从公安局造反派那里要了一个红色袖套，袖套上印着“成都·公安公社”几个字，还盖有造反派组织的印章。这是根据她曾经干了几年谍报工作的经验，以防万一，可以随时见机使用的时髦政治“道具”。但她并没有向子女们透露一个字，只说她要去外地出差，时间可能比较长。为了不让我们子女担心，她把我和我姐送上了去河南老家的火车，叮嘱我俩，一定要等到她发的电报才能回来。我心里有种不详的感觉，但没问她。因为我知道，问也白问，她的保密观念很强。

在我要回河南老家的头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她的卧室，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像章背面有字：“最最幸福的时刻1968·8·11·16·32时接见纪念·西藏·编号：7885”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父亲的，一时高兴得合不拢嘴。我母亲说：“收好。别让他们（其他子女）看见。你要喜欢，等我这次出差回来，再多带些毛主席像章给你。”

我母亲在拉萨贡嘎军用机场下了飞机，直奔西藏军区司令部大院。她对这里太熟悉，这里的每座建筑、每棵树木，都曾记录过她的一段当党办机要秘书的青春岁月。可是，她发现此刻军区首长一个也不在家里，也不在各自的办公室。她一问，才得知首长们正在开党委会。于是，她急匆匆去了会议室。由于救夫心切，她严重失态了，第一个动作竟然是冲到军区司令员曾雍雅的跟前，一把将桌上的公文包抓起来，用双手紧紧抱在怀里。曾司令员看着这位身着公安服的女同志，吃惊地喊道：“你是谁？卫兵！”

军区副政委廖步云连连摆手：“别别，她是老薛的爱人。”

军区政委任荣也说：“对对，她是老薛的爱人。”

曾司令员气气地说：“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干部家属，我们这是在开军区党委常委会，太不像话了！”

我母亲高声说：“老薛也是党委常委，为啥他没来参加？你们这就是在开黑会！现在老薛被造反派抓去了，生死未卜，你们为啥不去救？咹！还、还保密……”她忍不住泪如雨下。

廖副政委过来劝解我母亲：“小李子，好了好了，我们不正在商量救老薛的方案嘛。来，你先跟我走，让他们继续开会。没事儿，你刚下飞机，到我家里休息一下，相信我，听我的。”

我母亲噙着眼泪来到廖副政委的家，一进门便看见桌上放了十多枚毛主席像章，她眼睛一亮：“可以给我几个吗？”

廖副政委把手掌一伸：“当然可以，只要你喜欢，这全都送给你。”

我母亲立刻破涕为笑：“那咋行，我只选几个就可以了，是我儿子喜欢。”

廖副政委笑道：“你可真行，一边想着怎么救丈夫，一边还想着怎么让儿子高兴。这些像章都是我的几个老战友送的，你自个儿选吧。”

我母亲选了几枚背面刻有制作时间和字的像章，装进了她的军用挎包。

这时，廖副政委接了一个电话，他边听电话边点头：“好，好好，知道了，早应该这么办。”他放下电话便对我母亲说：“你看，我说让你不要着急吧？怎样，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原来，办法是首长们下的决心，而这个决心又来自于张国华政委，是他打电话给西藏军区党委，请他们派部队去把老薛抢出来，一切责任由他来负。于是，军区首长指派驻林芝的52师参谋长白泉，带师警卫连去抢薛政委，并提出几点严格要求：一是不准带武器，只带腰带；二是要乘造反派的不防备之时见机行动，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三是抢出薛政委后不要在林芝停留，立刻派警卫战士护送到拉萨。

第二天，我母亲跟她的老薛在西藏军区司令部大院里会面了。廖副政委说：“你们在生产部的家，已经在前些天被一帮造反派给抄了。因为事发得太突然，我们当时没来得及赶过去制止。一些藏族职工很气愤，造反派骂他们是保皇派，双方差点打起来。那个场面十分混乱，幸好保卫部和军区警卫营的人赶过去了。如果在那儿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那影响可就太恶劣了。”

我母亲见老薛的眼睑青紫，心痛地问：“你挨打了？”

老薛笑笑地说：“没有。是那些人围着我，你推我搡地要我回答问题，不小心碰着我的眼睛了。只是警卫员小邓跟他们发生了抓扯，结果小邓的腰被打坏了，52师已派车把他从川藏线送往内地治疗去了。”

我母亲说：“现在局势这么乱，是谁让你下去检查工作的？部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父亲说：“秦卓然部长回内地治病去了，我不去谁去？就是因为局势太乱我才去的嘛。”

廖副政委催促道：“好了，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张国华政委刚才又来了电话，要我们把你俩连夜送到机场，明天一早坐军用飞机回成都。我们都安排好了，不然造反派来闹，我们会很被动的，赶紧上车走吧。”

我母亲坚决不走，让老薛先走，她还要去家里清点登记被抄走的东西，以备“秋后算账”，说她过些日子再走。

老薛无奈地对廖副政委说：“你别劝她，劝也白劝。她性格犟，典型的主观主义者，又是山西人，天生抠门的主，值钱不值钱的东西，到了她那儿都是宝贝。你看，都这种时候了她还惦记着，让你见笑了。”

廖副政委忙说：“哪能呢？我不见笑不见笑。老薛，你福气，娶了个好媳妇啊。这样吧，你先去机场，有警卫战士护送你。我说呀，小李子，你非要留下来，我也拦不住。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你一定要马上电话告诉我。老薛，多多保重啊。到了成都，代我向张国华政委问好。唉，你这回可是太遭罪了。走吧走吧，赶紧上车走吧。过段时间，咱们成都见面再好好聊。”

老薛在生产部的家和办公室，设在“八一农场”场部里面，是一幢有些年代的藏式房子，旁边有50年代陈毅副总理和谭冠三政委栽的苹果树。

当我母亲走进屋时，看见四处一片狼藉，忍不住又落泪了。她仔细清理着房间，并拿着笔记本记下所有被抄走的东西。特别是那部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她发誓要把它找回来。因为那是当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老薛作为保卫部长先期到印度安排布置保卫工作，他用自己的银元（那时西藏军区是用银元发工资）买了这部收音机，以作纪念。可惜还没等她把收音机找回来，一帮造反派却乘坐两辆大卡车从林芝赶来了。

第二天傍晚时分，只见黑压压一片造反派的人，以群狼狩猎之势将老薛的住宅团团围住，就听有人高声呼喊“走资派，滚出来！”随之震耳欲聋的“打倒”声此起彼伏。突然间，人们安静下来——有个女人出现在老薛住宅门口的石台阶上。那是谁？穿一身公安蓝制服，胳膊上还戴着个“公安公社”的红袖套，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傲然挺立。

那是我母亲。她正想会会这些人，把他们认认清楚。可是，当她真正面对这些情绪激愤的人，她感觉到了身处的危险境地。不过，现在没有别的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强作镇定。要想拒绝他们进入老薛的住宅，或者要想避免他们去机场揪斗老薛，唯一的办法就是欺骗他们。在那个被政治雷劈斧砍的伤残岁月，保护一个对党忠诚的政工干部是如此艰难，必须用真理般的谎言来实现——我母亲握着《毛主席语录》本，心想：“我是江姐我怕谁？”她在众目睽睽中稳步走下石台阶，径直朝前面的一辆卡车走去，然后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高声宣布：“革命的同志们，造反的战友们，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姓薛的政委，早在他帮助组建西藏公、检、法系统的时候，就一直执行资本主义反动路线。我今天来，就是代表公安系统的革命造反派，要他向党和人民坦白交代，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但是我来晚了一步，他刚才已经趁乱跟几个人往林芝方向逃跑了……”

周围一片哗然，有人对此抱怀疑态度。薛政委昨天才逃离林芝，这岂不是自投罗网？

我母亲振振有词地解释：“你们都被那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蒙蔽了，那是他的一贯伎俩。因为他在30年代就当过地下党的组织委员，所以他从来都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大家伙儿还愣在这儿干吗，快去追啊——”

人们开始相信了，纷纷叫嚷着、漫骂着，争先恐后地爬上卡车，并按我母亲手中《毛主席语录》指点的方向，一路呼啸而去。

这时，场部的一些被称作“保皇派”的藏族职工赶来了，男职工手拎大铁锹，女职工则手举大扫帚，他们气喘吁吁地不住捶胸顿足。我母亲非常感谢他们：“吐切切、吐切切（藏语：谢谢之意），没事了，都快回去休息吧。回吧。吐切切啦。”

我母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她独自站在重归寂静的院子里，把《毛主席语录》紧按在沸腾的胸口上，以此将自己的心身燃成一盏保佑丈夫的神灯。

燃亮的，是一颗受到创伤的流星。它把毕生的光辉缩影于夜空的瞬间，同时在我母亲的腮边悄然洒下闪亮的一滴、一滴、又一滴……于是，她一边拭着泪珠，一边望着夜空，把心中的痛苦和愤怒，以及满腹的伤感和委屈，焚成一串酣畅淋漓的诅咒：“龟孙子们，把车开快点儿，再开快点儿，让你们去造翻（反），造翻车吧，翻死一个个的龟孙子……”

数天后，我母亲收拾好一些东西，场部的藏族职工热情地帮她打了两个松木大毛箱，催她尽快离开这里，还说，他们要为薛政委祈愿念经，盼望薛政委有一天能平安回来。

老薛来了电话，问她怎么啰啰嗦嗦，到现在还没回成都？她说：“快了，最麻烦的是要给上千册书打包。”老薛说：“嫌麻烦就不要弄了，抓紧回来吧。”她一听，几近发怒地嚷：“那咋行？你一辈子爱书，这些书都是我俩大老远从内地一点一点带到拉萨的，有的书还是你在延安抗大就保存的，你当年行军打仗都没舍得扔掉，容易吗？”老薛只好说：“行行，你自己看着办吧。还有，公家的东西不要装箱啊，拿一张纸也不行。你懂的。”

直到看见两个毛箱装上了生产部的一辆卡车，我母亲才去往贡嘎机场。临行时，一些藏族职工前来为我母亲送行，在场所有人的眼里都含着泪水。我母亲上了一辆吉普车，心情复杂地一边向那些忠厚善良的藏族职工挥手，一边回望着老薛住的藏式住宅，不禁猛地深埋下她伤感的头，前额死死抵住右侧的车框，一路洒下串串泪珠……

十多年后，我在西藏军区政治部任职期间，曾去过“八一农场”，与我父亲当年住过的那幢藏式房子对视交流。有的男女藏族老职工认识我父亲，他们很淳朴，很记感情。有一天，当陪同我去的原18军老战士、摄影记者陈茵介绍我是薛政委的儿子后，他们立刻从家里取了哈达、青稞酒和酥油茶，跑来把我围住，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让我感动不已。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精心守护陈毅元帅当年种的那几棵苹果树。他们把树上结的苹果取名为“红元帅”，并竖立了一块木牌，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陈毅元帅·一九五六年手在红元帅苹果树”，以此纪念陈毅元帅和教育子孙后代。

我注意到，牌子上写的有个明显的错别字，“手在”的“在”应为“手栽”，但我始终没有指出来，直到后来我离开西藏，也没有去纠正那个错别字。因为我决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可能会刺伤他们情感的言语，他们都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翻身农奴，对共产党、毛主席和金珠玛米有着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我怎么可以随便伤害他们的这种感情呢？

直到今天，那些头发稀疏花白的藏族老职工手捧哈达，拎着小铜壶，端着小木碗，颤微微地小跑着向我奔来的情景，时常像一部《军民鱼水情·汉藏一家亲》的电影慢镜头，在我脑海的屏幕上一遍又一遍地放映。我会长时间怔怔地反复观看，陷入深深的感激和怀念之中……

1969年元旦刚过，我母亲给河南老家发来电报，叫我和我姐马上回川办的家。

回到家，我发现我母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格外抖擞。她没有食言，给了我几枚毛主席像章。我问这是哪来的？她说是廖副政委送的。我问她是不是见着我爸了？她说是的，已经回内地了。我问怎么没看见我爸的人影呢？她告诉我，张国华政委已经安排我爸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去了，说这是为了保护我爸，暂时去避避风头，等他结业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保护？我爸怎么了？我一头雾水。

这时候警卫员小邓养伤出院到我家里探望，我向他打听我爸的情况。他把我拉到阳台上，悄悄告诉我：“你爸前段时间被一帮造反派扣押揪斗，他们有几个人把你爸装在箩筐里坐着，拿一根绳子把箩筐挂在房梁上，叫他回答问题，然后手一松，箩筐就掉在地上。我实在看不下去，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结果我的腰被打伤了。这情况可千万别让你妈知道啊，你爸给我交待过的。”

原来是这样啊。我父亲大难不死，而我那只身去拼死救夫的母亲，真有点像江姐那么勇敢。

两个月后，我入伍去某野战军当了小兵。随后，我姐、我妹和两个弟弟也陆陆续续地入伍。

我入伍不到两个月，便从西藏传来噩耗，我父亲的一个部下不幸牺牲了。那个人叫秦义轩，是西藏军区生产部建设兵团（404部队）易贡农垦团政委。这个农垦团是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支援西藏军区”的指示精神，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农八师抽调的2000多人组成，于1966年初分两路奔赴西藏。干部和战士从新疆乘火车抵达西宁，然后乘汽车从青藏线入藏；干部的家属和子女乘火车抵达成都，然后乘汽车从川藏线入藏。他们带来了一些包括拖拉机、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垦荒机械设备，在林芝易贡地区扎营建立了林州农场，并招收当地的各民族适龄人员当职工，一起开荒种地和担负戍边任务。干部和战士配发枪支弹药，正所谓“拿起锄头能劳动，拿起枪杆能战斗”。

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易贡农垦团的一些人分成两派，渐渐由“文斗”升级为“武斗”，所幸生产部提前下令，及时收回了全部配发的枪支弹药并入库封存。刚从北京参加完学习班的秦义轩政委主动请缨，赶回易贡去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以恢复农垦团的正常秩序，继续开展农垦任务。不料他于1969年5月18日被造反派揪斗致死，年仅39岁。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我父亲无比悲痛，立刻打电话给生产部部长秦卓然，请他代表生产部党委安排好秦义轩同志的后事，严惩凶手，建议上报追认秦义轩同志为烈士。我父亲说：“秦义轩同志带队从新疆来到西藏，满腔热情地艰苦工作，他是来搞建设做贡献的，不是来挨揪斗受迫害的。他爱人才36岁，有4个未成年的小孩，这让人家今后怎么生活？咱们对不住他呀……”

根据生产部党委上报的意见，西藏军区党委于1969年11月14日指示军区政治部，下文件批复“同意秦义轩同志为烈士、其四个孩子由国家抚养到十八岁，每人每月十八元。”

1971年，西藏军区生产部撤消，所属的工厂、农场、电站、矿场等单位全部移交给地方政府。易贡农垦团的干部战士全部返回新疆，归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单位。秦义轩政委的墓，移入林芝波密革命烈士陵园。

时至今日，一旦提起这段往事，我的92岁的老母亲仍会泪湿衣襟。

我们家是1972年搬离川办的，我曾回去看过几次。我家的后楼老房子仍在那里，但围墙外面的肖家河却变得面目全非，四处都是新盖的民宅和商铺。我知道，这个变化是早晚都会自然发生的，就像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也会在不可预见的时间段里发生改变。我们只能冷静坦然地接受和面对这一切，因为时代的潮流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愿而停滞，就犹如这哗哗流淌的肖家河水，只在我的眼前一晃而过，它以这种方式向我匆匆道别，或是向一个时代的某一阶段匆匆道别，只给你留下一个符号般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仅此而已。

那么好吧。别了，肖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