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的怀念
——回忆我的父亲陈昌元
陈 永
陈昌元简介：四川省宣汉县人，1920年5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看护员、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主任、处长（正师）。在革命战争中，曾参加过平型关战斗、巨野、淮海、渡江等大小战斗数百次，先后荣立大功三次。1946年10月，在参加山东巨野战役章缝集战斗中，率部英勇顽强坚守阵地一日一夜，配合我军主力取得消灭进犯敌军大部的胜利，战后，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签署嘉奖令，陈昌元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76年9月病逝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不变的军人情结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永远的军人，自他13岁当红军起到他去世，一生都是在革命军队中度过的，虽然长期的战斗生活留给他了多处战伤，他可以说是在九死中获得一生的人了，但他始终把革命军队视为他的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49年10月，他在进军贵州的行军中，由于南方潮湿的气候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被蚊虫叮咬，在解放贵阳后就患上了可怕的黑热病，发病后的症状如发热、肝脾肿大、皮肤上出现暗的色素沉着，父亲被高烧折磨得已迷迷糊糊了，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我军部队没有好的药品和医生，医疗条件和设备也相当简陋，对黑热病一时无法治疗，急需马上转到条件更好的医院去。刚解放的贵阳，只有一所外国教会办的医院较好，但这所医院的人员对解放军并不了解。一般情况下，我军人员是不会到这种医院住院的，但病情危重，还是决定送到这家教会医院住院治疗。经过交涉，这家医院同意接收父亲，但不允许病员带警卫人员和枪支。父亲的警卫员郭明亮向上级反映了情况，考虑到当时敌社情较复杂的特殊情况，为了确保父亲的人身安全，杨勇司令员（时任二野五兵团司令员）特别批准父亲带警卫人员和枪支住进了这所医院。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才病愈出院。此时父亲原所在的部队已进入四川，父亲要求归队，随原部队进西藏去，但组织上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病后很虚弱，就没有同意。
后来，他又要求随40军北上参加抗美援朝，如不准就回乡务农去。父亲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军人，不能离开野战军。其实，回乡并不是他的真意，只是想让组织上明白他不愿离开野战军的决心。后来还是杨勇司令员找父亲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父亲放弃了原来的要求。父亲后来说起此事时说：杨勇是我的老首长，我不能不服从。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的警卫员只身来到了重庆，在刚成立不久的西南军区住下来并听候组织安排工作。不久，西南军区干部管理部的同志征求父亲的工作意见，他们提出了两个去向请父亲予以考虑：1、重庆刚解放不久，地方政权正在筹建中，需要一批军队干部充实，可到新成立的重庆市总工会任主席；2、为加强成渝两地的经济建设，拟在新中国成立后，马上重开修建成渝铁路工作，可到西南铁道部去工作。父亲一直都在野战军当兵打仗，他从来没考虑就此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后来，西南军区干部管理部把父亲安排到西南军区后勤军械部工作，父亲就这样到了位于重庆远郊长江边的一个大型军械仓库当总库长。后来父亲曾说：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藏和抗美援朝不行了，但在后勤部队操枪弄炮还是军队的本行。对这个安排，父亲表示满意。
重庆历来是我国西南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这座仓库的前身是国民党兵工署的军火仓库，重庆解放后被我军所接收，主要用于接收储存转运在渝的各家兵工厂生产的各类弹药、火炸药及爆材爆具，有干部战士一千多人，是我军在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军火仓库之一。
这座仓库前面是滚滚的长江，背靠绵延的大山，掩映在一片起伏的大山里，当时的位置是十分偏僻和隐蔽的，连老百姓住家也只有稀疏的十几户。主公路通到江岸边就断头了，还要乘坐仓库专用的渡船过河才能到达仓库的码头，再走路或坐车才进入库区。这个军械仓库划分为几个区域，有洞库区、明库区、油库区、办公区、生活区，当时部队列装的所有武器所用的各类弹药应有尽有。在我的记忆里，这所仓库的范围很大，除了用电网包围起来，还配有两个连的部队警卫库区的安全。为了库区的安全，当时仓库的领导每天晚上或清晨，不论刮风下雨，都要轮流去巡查库区，走一遍就是几十里路。崎岖的山路没有照明灯，巡夜时要佩带武器，穿上雨衣雨靴，拿着手电筒，还要带着防备狼和蛇的木棒。记得有一天深夜，父亲刚巡夜回到家，天下起了大雨，机关值班室突然打来电话，水洞库区哨位发现有山洪暴发的危险，父亲连口水也没喝，连忙戴上雨衣就赶去察看，直到第二天清晨雨停后才回来，我母亲为此经常叮嘱他要注意预防自然灾害和野兽的伤害。
父亲在这所仓库工作了近十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脚印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不知铺了多少层。父亲当年的秘书刘守富说：“合库后，陈昌元和分管业务的蒲友山两位领导深感责任重大，很少在办公室见到他们的身影，不是下库区保管组，就是去连队班、排检查工作，他们对全库数百栋库房了如指掌，凡是遇到大的收发任务，只要不外出开会，几乎都在现场。1958年8月，我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炮击战斗打响后，有一次仓库接到上级命令，命令十万火急向前线送达一箱特别的引信，就是这只有一箱引信的任务，库领导亲自督办，派出押运人员乘火车、乘飞机，以最快速度直接送达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保证了金门炮击战斗的需要。”
1962年下半年间，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爆发了边境争端，10月间，我军打响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当时父亲已调到机关工作，但仍然分管军械工作。我那时正在54军子弟学校读小学二年级，虽然年龄还小，但已懂事，那几天放学时看见军部大院里有许多全副武装的战士在集结并准备向西藏开进，我隐约知道边防前线开始打仗了。父亲那时的工作一下忙起来了，他经常没日没夜的到兵工厂和仓库加班开会，我们在家里很少能看见他的影子。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放假回家，父亲恰巧要赶到远郊区一个兵工厂去参加紧急会议，他简单对我交待了几句话就走了，我当时非要跟着他去，父亲的同事就悄悄带我上了另一辆车，直到在码头上船时我才被父亲发现，他很生我的气，叫我等船到岸后不准下船，只准在码头等着他。那天，我从早上一直到等到晚上，饿了一天的肚子。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进藏参战的部队要在工厂紧急配备一批武器装备，父亲要安排协调军工厂的生产供应、军代表的质量把关和库房的储存配发等工作。在和平环境中，一旦有战事，他还是像当年在战场上一样忘我，把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前线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父亲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养成了许多与军人特点相联系的生活习惯，一直延续了他的一生。
父亲喜欢查看地图，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墙上离不开地图，总要各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此外他还有其它多种地图册。他说：看地图才知道周围的事。国内国际发生什么事，他总是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看，他参加革命后，先后在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省征战过，以在山东的时间最长，战斗最频繁。平时，对他那个年代战斗过的地方的地名特别熟悉，在哪里行过军，在哪里打过仗，他的记忆显得特别好。特别是在离休后，当他的战友或下级给他捎来一袋小米、一瓶老酒甚至是一点大蒜或蔬菜种子，他都高兴的不行，他为能重新吃到当年的食物而倍感高兴，他还把这些东西拿给他在重庆的战友品尝，让大家都来分享过去的战斗时光。
父亲喜欢吃四川的保宁醋，他曾给我讲过这种生活习惯的由来。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山西打游击，那里有许多的老陈醋的作坊，有的大户人家里也建有储藏醋的大缸。有一次，部队在村子里宿营，住在一个有钱人家的院子，这家人已不知去向，醋缸里还存有许多醋。开饭时间，部队把这些醋舀起来分给大家吃一点。一般说，成年人每天食醋量应在20—40克左右，最多不宜超过100克，父亲却不知为什么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碗，让他的胃难受了几天。后来，部队离开时，大家又灌了一壶，每天都喝上一口，天长日久，他就养成了吃醋的习惯。以至后来在生活中，凡是吃饭都要喝点醋。全国解放到四川后，市场上买不到山西的老醋，保宁醋也是四川有名的药醋，父亲就这样对保宁醋情有独钟了。
父亲爱喝小鱼熬汤也是在战斗年代形成的。1949年夏天，部队解放九江后，在鄱阳湖一带剿匪，那时，湖里的鱼很多，用手有时都可以抓到鱼。为了改善部队的生活，有时就在湖里打鱼吃，然后把小的鱼熬成一锅汤，洒点盐就喝了，很解决胃口问题。一直到他后来病重，还保留着这种熬鱼汤的生活习惯。
父亲很喜欢摆弄枪，他在野战军当团长的时候，使用的是一支德国造的毛瑟M1910袖珍手枪，但射程只有二、三十米远。还有一只美国造的左轮手枪，他说前者只是防身用的，后者才是战斗中使用的。后来他从野战军到西南军区军械部工作，随身就带着这两把手枪。父亲说，这把枪伴随他打过许多仗，很有感情。
父亲在解放战争中配带的德国造毛瑟M1910手枪，自我记事起，我就见过这两把枪就在家里放着。以后父亲离休后，还把它们带到了干休所，每个周末，他都要拿出那只毛瑟手枪来打上几发子弹，他的枪法很准，二、三十米远的距离，挂上一个瓶子做射击目标，简直是枪响靶落，弹无虚发。后来，他教母亲和我打手枪，开始时我们害怕枪响，打了几次就不怕了。父亲还叫我帮他擦枪，教我拆卸安装，经过几个回合，我小小年纪时就会熟练的拆装这些手枪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上级传达了收缴枪支的文件，父亲说：这些枪落在坏人的手里就不好办了。于是，父亲把这些枪擦得干干净净，用一块新毛巾包好，放进枪套里，把它们都带到他曾工作过的军械仓库去上交了。当时我很舍不得，希望他不要上交。我说：这枪跟随他这么多年了，交了就再也没有了。再说，坏人真要来抢枪，我们可以把它们藏好嘛。父亲说：“我也舍不得它，这都是当年战斗中缴获的，但组织上要让上交，我硬留下来也不妥。”去交枪的那天，我随父亲的车一起去仓库，父亲坐在车里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父亲的心情是不好受的。我随父亲来到仓库的一个库房里，在角落里面的一个木箱里堆放着许多待处理破枪，就在父亲交给仓库人员的一瞬间，我感到，这把跟随父亲多年的枪，就要被拆解回炉了，这是多么无奈的选择和结果啊！
父亲在战争年代曾身经百战，很少打过败仗，他从来不惧怕凶恶的敌人，不论是训练有素的日本鬼子，还是被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王牌军，他总以革命军人的特有的英雄气概和无坚不催的战斗精神去压倒和消灭一切敌人。我上大学期间，有一个假期中，我到父亲的战友甑保德叔叔（时任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院务部部长）家去作客，甑保德叔叔高兴之余讲起他与父亲的战斗经历，他抗日战争入伍后，和我父亲在同一个班里当战士，他是山东的汉子，个子高大，我父亲既是他的班长，也是他的刺杀教练。他说我父亲个子小，但很会拼刺刀，抗战初期时，有的八路军战士在与日本鬼子拼刺刀时，由于没有掌握熟练的刺杀技术，也由于日本鬼子顽强的武士道精神而不敌日本鬼子而牺牲，而我父亲敢拼善拼，战场上就没吃过日本鬼子的亏。至于国民党的士兵，两三个敌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在和平年代，他仍然主张正义，敢于同社会的邪恶进行斗争，绝不退却。1967年7、8月间，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发展成空前规模的群众性武斗，造反派和所谓保皇派之间真刀实枪的大打出手，我家干休所周围有重庆三个有名的武斗兵团：重庆石油学校的“石油兵团”、重庆五一技工学校的“五一兵团”、重庆河运学校的“航锋战斗队”，这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人员占据楼房，用沙袋修筑工事，架起大口径机枪对射，我家房子的位置正好处在“石油兵团”和“航锋战斗队”的这条直线上，每天都听见子弹在我家房顶上空飞来飞去的声音，我家房子邻近一个单位的人在家里被流弹打死了，我家屋顶上的瓦也好几次被子弹打碎，有一次子弹甚至打进我家储藏室的墙壁上。我把子弹头抠下来给父亲看，他说，弹头是14.5毫米口径的四联装高射机枪发射的，这是部队的列装武器，都是造反派从兵工厂抢出来的。几天后的一天上午，一群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造反派突然闯到我家，要进家门到楼上查看，估计这群人是要到我家来看地形或构筑工事。父亲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并给他们讲道理。父亲斩钉截铁的说：“当年我们打鬼子都不怕，还怕你们那几杆枪吗！你们不能搞武斗！不能去伤害老百姓！”当时我站在一旁，看到这帮造反派带来的一挺苏式捷格加廖夫型7.62毫米轻机枪（也被称为转盘机枪）就架在我家客厅的桌子上，心里真为父亲捏着一把汗，我很害怕他们会对父亲动手。不知什么原因，这群造反派被父亲的威严所震慑住了，他们只好带着武器离开了我家。由于重庆武斗不断升级，我家周围的枪炮声愈来愈激烈，为了家人的安全，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在家门外的花园里挖起了战壕。那时我才十二、三岁，人小力气也小，挖战壕的工程，父亲就是主要劳力了，地下有许多石块夹杂在泥土里，一镐头挖下去，溅出一排火花，只能掘进很浅的一点深度，父亲又借来钢钎打，母亲看着父亲这样劳累，心疼的不行，就接过钢钎来通，抡几次下来，她也支持不住，我又接着干。就这样挖了一个多月，终于挖出了一条半米多深的U型战壕，父亲又在战壕上盖上木板和土，完工后，他说：“有情况就钻进去，可以躲躲流弹，我们当年就是这样挖战壕的。”可惜这条战壕挖好后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雨，战壕里没有排水道，灌满了雨水，结果我们一次也没有用过，父亲由于挖战壕过度劳累，不久就病倒了。
父亲对党和军队的感情非常深，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人民军队里入了党，提了干，还学习文化，从一无所知的农民孩子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干部，这些都是党和人民部队培养的。他在同事中谦虚谨慎，从来不以英雄自居。有时也向我们讲一些战斗岁月的故事，但唯独不讲自己的作用和功劳。“文革”期间，他原所在的陆军第149师的政治部（前身是原二野第18军52师）来了两位干部向他了解该师的军史，父亲更多的只是介绍这支英雄部队经历过的战斗，还关心的问起他原来所在的58团（即现在149师445团）及该团红军八连的情况。当这两位干部希望父亲为他们介绍一些个人的战斗经历时，父亲却说：“个人没有什么讲的，都在部队的那些战斗中了。”父亲在长期的战斗生涯中曾经多次负伤，一只眼睛在一九四六年的一次恶战被炮弹片击中而失明，后背上有一处大拇指大小的伤痕，两个小腿上更是留有多处弹伤。在我的记忆中，他曾不止一次的在我面前提到过章缝集战斗，但他总是说：战士们的尸体堆成了山，他是在死人堆里爬来爬去打仗，他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在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留下的《自传》中，看到了他对曾经参加的小王寨战斗和包信集战斗的记载，这可能是父亲戎马征战一生中仅有的两次战斗失利的记载，虽然严格的说，这与上级的指挥失误有关，但父亲仍对自己进行了严于律己的自我批评，认为打了败仗就是对党的事业的损失，使父亲深感这是自己最痛心最惭愧的一点。
西藏军区边防六团团部远眺
在“文革”中，因为父亲曾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队而被排挤，我母亲也因是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部而被打成“走资派”而批斗和抄家，面对这一切，父亲却让我们不要怨恨群众，要始终相信党和组织。他一生都是穿着军装，一生都是坚定地跟党走。记得我小时侯曾问他给我起的名字的含义，他说：“‘永’就是要你永远跟党走的。”1969年底，我父亲送我参了军，离开家前，当时父亲正在住院。我去医院向他告别时，父亲对我说：“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寥寥几个字，但我一直牢记着父亲对我的嘱咐。
边防六团柠村边防点远眺。远处山脉是中国-尼泊尔边界线的一段。
1971年3月至6月间，我当时所在的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奉命到西藏吉隆县中国——尼泊尔边境一线执行战备测绘任务。当时，我们中队部驻扎在西藏军区边防六团团部，这个团的前身是父亲1949年所在的18军54师162团，该团解放初期随18军进藏，后来被改编为西藏军区边防六团，一直驻守在西藏吉隆县中国—尼泊尔数百公里的边境一线。当时任的团首长知道我是陈昌元的儿子后，专门来到中队看望了我。时过境迁，新一辈的团领导们对老一辈领导的尊重仍然让人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春风。后来，我们测绘小组到该县贡当区和柠村的边防六团三营营部、三营十二连驻地附近执行测绘任务，边防六团三营护测的干部和战士们与我们一起爬山，一起到边界线作业，饿了吃几口压缩饼干，渴了就喝几口凉水，一起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工作时光。我亲眼看见和体会到这支部队的驻地山高路远，交通极为不便，生活和值勤条件也极为艰苦，战士们住的是破烂的土坯房，巡逻时吃的是压缩饼干和脱水菜，能吃上罐头食品对边防连队来讲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我还听三营的同志讲，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前，一支往三营运送给养的车队，在强拉山口突然遭到土匪的袭击，有几位战士光荣牺牲了，他们的墓地就在三营部附近，我和小组战友一起去瞻仰了烈士们的墓地，当时我的心里真是充满着复杂的感情。一年多后我部收测回到内地，我向父亲详细汇报了所见所闻边防六团的情况，父亲听的非常认真，还不时问起部队的许多情况，他还久久的端详着我拍回来的该部队驻地的照片。我深深的感到，父亲虽然离开老部队几十年了，他的心里仍然惦记着他的部队和战友们，我深深的理解父亲的这种感情，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变的军人情节，这种情节已与他的生命紧紧的融合在一起了。
作者（后排左二）与小组战友在边防六团三营营部门前留影。（1971年6月）
（以上三张照片均为作者在实地拍摄）
无瑕的战友情深
父亲与他的战友们之间的友谊，始终闪射出无暇的光辉，让人感到无比的真挚和伟大。
父亲解放初期在仓库工作时，与他搭档的政治委员是孔惠民同志,1955年，父亲所在单位与另一个同级仓库合并。新的领导班子中，父亲和孔政委仍分别担任新组建单位的主任和政委职务，副主任蒲友山是原被撤销番号单位的正职主任。据父亲原单位办公室刘守富秘书回忆：蒲友山也是一位老红军，解放时是他接管的国民党兵工署的仓库，对军械仓库的业务很熟悉。面对单位的调整组建，他们没有因为职务的安排上产生任何矛盾，彼此都很尊重，工作上互相支持，合作得很好。军政领导干部的团结合作、支持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库直机关的作风建设，库直机关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也出现了新气象。
我曾听父亲讲过，孔政委是山东郓城人，解放战争中在家乡当过地方政权的区委书记，是一个具有高度革命原则和政策观念的人，当年为支援我军在山东的作战，孔政委曾带领家乡人民踊跃支前，送军粮，抬伤员，全国解放后，大家走到了一起，有这种战争年代的经历感情自然就不同了，以后不论工作岗位怎样变化，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他俩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战友情谊一直没有间断并且日益牢固，甚至还深深影响到两家的后代。我是孔政委看着长大的，虽他的年纪比我父亲稍小一点，但我仍然称呼他叫“孔伯伯”。
陈昌元主任（前排左一）、孔惠民政委（第三排左一）当年与仓库部分干部战士的合影
在父亲与孔政委当年在仓库共事的那段日子里，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幼小的儿童，我只是以一个小孩子的直觉，更多的是从两家人之间十分融洽和睦相处的角度，感触到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与支持，取长补短，水乳交融的情景。当时，库领导的家都在平行的两排房子里，我们两家是住的一排房子，门靠着门，是最近的邻居。孔政委的爱人和我母亲都在市中区上班，一周才回库里的家一次。作为一个单位的主任和政委，自然除了睡觉是进自家的门，其余时间都在一起了。孔政委和父亲之间彼此都很尊重对方，休息时间常常到对方家里坐坐。记得一个冬天的周末，我从幼儿园回到家，那天父母亲因工作都没见回家，天已经黑了，我进不了家门，伤心地哭了起来。孔政委恰好下班回来，他把我抱起来搂在怀里说：“你爸爸上北京开会去了，把你交给我了。”当晚，孔伯伯在家门外的炉灶烧起柴火，用好多鸡蛋为我们炒了一大盘好香好香的鸡蛋炒饭，我和孔伯伯家的孩子围坐在柴灶边帮助烧火，火光映红了我们的脸蛋儿，也温暖了我们幼小的童心，父母亲那晚虽然不在我的身边，但孔伯伯对我的爱意和无微不至的关心，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后来，我父亲和孔政委都相继调到机关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也被卷入这场运动，在政治部工作的孔伯伯受到机关造反派的严重冲击。有一次，我在机关大院的操场上看见造反派给孔伯伯戴上高帽子，正站在台子上进行批斗，孔伯伯的领章和帽徽都被扒掉了，这种莫大的侮辱怎不使他老泪纵横。我父亲听说后，气愤的大声说：“莫名其妙！”为了安慰孔伯伯，随后，父亲又专程到孔伯伯家里去看望，彼此交谈了很久很久。1976年4月20日，母亲突发脑溢血不治而去，当时父亲的身体状况也已很不好了，为了让父亲能接受这个噩耗，孔伯伯主动担纲，找来父亲的好友紧急商量，承担了做父亲思想工作的任务，鼓励父亲坚强的活下去。父亲出院后，他多次来家中看望父亲的病情。半年后，父亲病情恶化，在弥留之际，孔伯伯赶到医院，父亲从昏迷中醒来，看见坐在身边的孔政委，父亲拉着他的手，断断续续的说出了自己最后的心愿：“把小女交给部队吧！”此刻，两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军人都已是老泪纵横，孔政委说：“老陈，你放心吧！”为了照顾我们的家庭，孔政委协助组织把我从成都军区测绘大队调到了他所在部队，并通过组织的帮助，把妹妹送到了部队（事隔35年后，我才从孔莉从美国打来的一个电话中知道，孔伯伯为了小妹的入伍，曾亲自去找过当时担任沙坪坝区委书记的战友）。孔伯伯当时作为我所在部队的最高军政首长，曾多次对我说过：你要好好向你父亲学习！以后我的工作单位变动，我随后考到成都上了大学，孔伯伯已离休在成都的一个干休所，我曾多次去看望过孔伯伯，衷心希望他健康长寿。大学毕业后，我回到重庆，我不能经常见到孔伯伯了。2000年12月底，我到成都开会，再次去看望孔伯伯时，打电话却没人接，我就坐在传达室等，一直到晚上也没人回来。因公务在身，我就给孔伯伯留下一张字条，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后来才知道，孔伯伯此前突发心脏病已在五个月前病逝了，他的家人因没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我错过了最后送别孔伯伯的机会，在心里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和愧疚。
1976年10月，父亲去世后，我为妹妹的安置问题到北京去，路过西安时，我到了郭从义叔叔的家，他是父亲在18军54师162团的搭档，当时，他在空11军工作，听说我要来，特意让戎阿姨在家收拾好住的房间，晚上，他赶回家，见到我的第一句话说：“我开完会就赶回来了，你就在我家住一段时间吧。”他给我讲了许多他和父亲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还给我讲了他和戎阿姨的认识和结婚的经历，使我对老一辈们更加的崇敬和怀念。后来，他从相册中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张1949年5月25日他在江西庐山与父亲的合影，当年162团解放九江后，我军奉命上庐山接管了这个风景区和山上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别墅区，那张照片就是他们在一所官邸门前照的，这张照片是我看到的父亲唯一的在战争年代一身戎装的照片。我离开时，他除了给北京打去电话，还安排车并让他的孩子爱国把我送到火车站。我离开他家时，只见他和戎阿姨站在家门口向我指挥手，一直到看不见为止。郭叔叔离休后，我曾两次去干休所看望过他，他一直对我们几个后代给予牵挂。1995年3月，我到西安学习，郭叔叔由于身患心脏病住进了空军医院，我去看他时，戎阿姨在医院里照顾他，郭叔叔说：你是代表你父亲来的。他拿出纸和笔，给我写下了他家搬到干休所的新的通讯地址，我临走时希望他多保重身体，有机会我会再来看他的。这次分手后，郭叔叔因心脏突发病逝世于西安。
1976年10月中旬，我到了北京，与吴忠叔叔几经联系，我到了当时他在台基厂的家中。当时的北京还沉浸在毛主席逝世的巨大悲痛之中，全国人民都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的担忧着，但谁也不敢乱加猜测，政治空气十分沉闷。那天下午，吴忠叔叔回到家里，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我：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吗？他说：你父亲作战英勇，他是个好同志啊！我在父亲生前听他讲过，吴忠叔叔一直是他的最尊敬的直接领导，他们曾在一起共同参加过许多次战斗，特别是在章缝集战斗中，吴忠团长率领父亲的三营第一个突进国民党王牌军的阵地，被敌人包围后坚守待援。在那场极为激烈残酷的战斗中，敌人动用飞机、大炮和火焰喷射器，妄图彻底消灭我军的突击部队，吴忠叔叔和父亲俩人钻进一个磨盘底下，指挥部队与敌人进行反复的血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全营300多人最后只剩下83人，终于在友邻的配合下消灭了敌人。战役后，全营活下来的83人个个都是战斗英雄，受到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通令嘉奖。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全国解放后，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还互相问候和牵挂。父亲的去世，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也十分难过。吴忠叔叔说：小妹的父母都不在了，我们都要把她管起来，不行让她就到北京来吧！那天，我从吴忠叔叔那里还得知了党中央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消息。“党中央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否则亡党亡国！”吴叔叔对“亡党亡国”这几个字的口气特别重，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当时我虽然不可能知道粉碎“四人帮”的细节，但我明白，吴忠叔叔当时在北京卫戍区担任要职，在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关头时，我不能用家庭的事情去打扰他的精力，我决定不去住他原给我安排的住处，仍然住在北京的亲戚家里。1976年10月16日清晨，北京的主要街头开始依稀出现了一些自发游行的群众，党中央已经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悄悄的在大街小巷传开了。18日，中共中央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国人民。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契机。10月21日，我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集会，在那个人歌如潮的会场上，我站在纪念碑的附近，望着高高的碑身，望着潮水般的队伍中打起的一幅幅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标语，那一刻，我似乎更加明白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和吴忠叔叔说的“否则亡党亡国！”的涵义，也回想到一个月前，父亲在病危的昏迷中，苏醒后还让我把黑臂纱戴在他的手臂上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情景，想到了父亲在昏迷中喃喃的表达的对着国家的担忧，我的眼里一下就模糊了，流下了几多感慨的泪水。当时，我随着人流使劲喊着欢呼胜利的口号，心里在说：父亲放心吧，吴忠叔叔也参加了粉碎“四人帮”。1977年9月，吴忠叔叔调到了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给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上将当副手。1979年1月，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他指挥人民解放军第40军、42军和54军各一部及两个坦克团组成的南集团部队转战越南北部山区，连克高平等6城，歼灭越军近万人，为捍卫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贡献了力量。1979年3月，中国边防部队撤回中国境内后，吴忠叔叔接受了长达8年的政治审查。1987年6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叔叔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89年清明前后，吴忠叔叔再次回到了当年章缝集战斗的战场去怀旧，他拄着一根棍子站在高地，凝望着那个牺牲了无数战友的沙场，久久都说不出话来。1990年2月26日，吴忠叔叔在海南不幸逝世。
姜洪泉叔叔是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友，1947年后他在20旅59团当测图员时就和父亲在一起，他对我父亲的印象很深刻。父亲去世后，他一直关心着我们。记得1982年的一天，他从成都军区司令部调任西藏军区任职，临行前我和妹妹到他家去看他，他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后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后来，我们并没有为自己的事情找过姜叔叔，其实我们理解姜叔叔的心，他对我们的关心所体现的正是父辈战友对逝去战友的最好告慰。
父亲生前最后收到的石雄叔叔的一封信
在父亲的亲密战友中，石雄叔叔是他的生死之交，他们两人在解放战争中，曾经在一个营里带兵，打过很多的硬仗和生死仗，听父亲讲，石雄叔叔抗日战争参军时是个有高中文化水平学生，在当时的部队里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了，后来父亲和他成为搭档，两人有许多不同的对比度。石雄叔叔有 文化、个头高大，我父亲是工农干部，没有文化，个头瘦小，比他矮大半个头，两人如果站在队列中，谁都会先看到石叔叔的头再看见父亲的脸。但父亲和石叔叔在一起，总是敢打硬仗，还能打胜仗。石雄叔叔对我父亲的评价是：老红军、作战英勇，能拼刺刀。我当兵后，石雄叔叔从西藏军区调任四川省军区任副司令员，因我也在成都当兵，有时会利用出差的机会，奉父亲之命去看望和慰问他。当年，我家没装电话，他们两人都是通过书信保持联系。我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心里一直十分难过，他也不能在我们的面前表露。后来我知道，父亲和石雄叔叔之间在通信。过去，父亲很少自己提笔写信，一则眼睛负过伤，用眼吃力，二则文化不高，措词困难，都是母亲代他写。母亲去世后，他被迫戴上眼镜，提起了对他很是艰难的笔来。父亲给石叔叔的信都是我到邮局去发，他写些什么我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有机会看到了父亲接到的石雄叔叔写于1976年5月19日的一封来信，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到石叔叔的信，有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我们这些人，什么生死没见过。所以，你要坚强的活下去！”当时我看到这里，禁不住失声痛哭。我深深的知道，母亲的感情生活是一种从崇敬到无私奉献的过程，是人间最伟大的爱情之一。母亲生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着父亲，使父亲生前特别是重病在身后仍置身在无比温暖的生活之中。母亲去世后，一辈子的生活伴侣和感情寄托没有了，这对父亲的精神打击是空前巨大的，使他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无奈之中。此刻，还有什么能比曾经同生共死战友的安慰和开导让父亲更能接受呢！但是病魔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啊，四个月后，父亲因病去世了，石雄叔叔对父亲许下的“再来重庆看望”父亲的允诺永远也不能实现了。
永远的普通一兵品格
我记得在“文革”中，父亲在挖掘我家躲避武斗枪弹的战壕时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带兵的人要对战士严格要求。训练时叫卧倒，就是地上有水，身子也要下去。走正步时，前面就是水坑也要眼睛不眨的走过去。只有平时作风过硬，才能减少在战场上的伤亡。”就是凭着这样严格的训练和要求，他的部队总是士气高昂，在战斗中没有逃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是在平时，但凡见过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好人，我很难把他在和平环境中的形象与一个曾经在战场上叱吒风云、勇猛顽强的军事指挥员的形象联系起来。父亲从不把自己看作一个高居于普通干部和战士头上的领导干部，而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与大家同甘共苦的普通一兵。2012年5月，我去河南看望了父亲在战争年代的警卫员郭明亮叔叔，他给我讲了一件他永远难忘的故事：1949年4月下旬，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在解放九江的战斗中，郭叔叔跟随着在前线指挥战斗的父亲，突然，敌人的一排炮弹打过来，掀起一排巨大的尘土，炮击后，当我父亲抬起头来，身后的郭明亮叔叔已经不见了身影，我父亲大声呼喊着郭叔叔的名字，也没有回音，父亲凭着丰富的战场经验，判定郭叔叔已经被埋在了一堆泥土下面，于是父亲用手扒开土堆，把全身已被掩埋的郭叔叔拖了出来，又投入了战斗。郭叔叔动情的说：“也许再晚一点，这条命就没有了。”父亲在仓库工作期间，当时的部队工作生活条件很艰苦，但面对库房中国民党政权遗留下的很多金条、金表却不为一丝一毫所动，全部交了公。为了改善战士们的伙食，他带领全库指战员开荒种地，养猪种菜，他自己还带头参加劳动，甚至利用时间到连队去帮助战士喂猪，过年时用以改善大家的生活。他常常下到连队，看看战士们睡得盖的是否暖和，晚上带着手电筒去查岗查哨。他不准我们作为领导干部孩子的身份到库领导的中灶食堂去吃饭，哪怕当时我们在学校里生活不好，有时吃不饱饭，想回到家里吃点肉的愿望也不能满足。后来，他响应上级的号召，取消了库首长的中灶，下基层时，领导们都是与基层干部、战士同吃一锅伙食，绝不允许给他们另开炉灶，坚持和战士伙食平等。库领导还有一个约定，下基层尽量减少用车接送，不管是去二塘一碗水库区，或是去青果岭库区，他和其它领导都很少要车，父亲当年的秘书刘守富回忆，有一次，天下着雨，库部办公室听说父亲已经冒雨出发去二塘和青果岭检查库房漏雨的情况，于是，库办公室派车去追他，但追上后被他骂了一顿。还有一次，刘秘书陪同父亲去二处青果岭保管组，如果沿着公路走距离太远，父亲决定爬山抄小路去，刘秘书在后面跟得气喘嘘嘘。回来后，机关干部对刘秘书说：跟着陈主任下基层，你就别恋坐车。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苛刻，却对干部、战士乃至家属又是那样的关怀。据曾给父亲开过车的驾驶员肖建国、梁益民讲，凡是跟陈主任开车去上级机关开会，在回返时车子路过沿途公交车站时，他都要求车子要减速行驶，注意看看沿途车站有无干部、家属在等车，只要车子有空位，他就叫驾驶员停车，让等车的干部或家属上他的车一道回库，这已经是陈主任的一个惯例。逢年过节，仓库对库首长特别配发的几个猪肉罐头，他们都主动退回单位，并要求把这些食品用于节日慰问单位的伤病员同志。在父亲的带头作用下，这些事情已成为当时库首长的一个共同惯例，也成为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准则。父亲战争年代的警卫员郭明亮从部队转业后，回到河南夏邑县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一直干到离休。2016年春节前夕，郭明亮叔叔因病逝世，我急着买了一张站票一直从重庆站到河南商丘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众乡亲们说，郭明亮叔叔生前在工作期间清正廉洁，下乡工作都是骑自行车或走路，吃饭都是自己掏钱，家乡盛产麻油，有一年芝麻收获季节，郭明亮家人去油坊打麻油，有位店家给他多装了几斤麻油，郭明亮发现后，叫家人及时把钱款补上。他说：“我拿了你的几斤油事小，但今后不好工作就事大了！”我帮助料理后事那几天，我注意看了郭叔叔的家庭，作为全县唯一的曾打过仗的离休老干部，他的房子和家具电器等生活用品都简陋得让我吃惊，但他生前却让孩子们代他向地震灾区数次捐款，听乡亲们讲起郭明亮叔叔的品德，没有一个不敬佩的。乡亲们听说了我父亲和郭叔叔的关系和我在火车上站了十多个小时来参加追悼会的情况后，都十分感动，乡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向东同志在我离开后的当天夜晚，通过微信发给我了一首他写的诗：“千里奔丧，义重云天，告慰英烈，天堂续缘！”当时我正在回返重庆的火车上，回想起父亲和郭明亮叔叔点点滴滴的事情，我似乎更看到了父亲的一种真正的共产党人精神的传承。父亲曾在他的《自传》中提到过当年他长征两过草地的情形，那一次在草地中淋了三天四夜的雨，没有伞，头上只顶着一块羊皮，又冷又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父亲看到他的师长在队伍中给战士背被包，把自己的干粮拿给战士吃。“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父亲继承的就是红军这种宝贵的光荣传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正是抗美援朝、金门炮战、西藏平叛时期，一有战事时，仓库的物资进出就十分频繁。有一次，江边运输炮弹的船到了，要赶发运一批炮弹，人手不够，父亲就带机关的干部去参加装卸，几十公斤一个的炮弹箱，他扛上就走，由于太累，他在现场累得吐血，被干部战士送进了医院，医生让他不要这样做，说他这样是不要命，父亲却啥也没有说。
父亲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淳朴的农民作风。他离休后，专门张罗了一套农具放在家里，从锄头、铁锹、到粪桶、扁担，应有尽有。当时，离休干部休养所的环境是一种田园风光，盖的房子少，空地和鱼塘多，他就在干休所的空旷处开垦了几小块地来种菜，冬天种过萝卜白菜，夏天种过辣椒茄子。我还记得他开始种花生时，让邻居来做指导，并把我们全家动员起来翻地，忙的不亦乐乎。收获花生的季节到了，我们冒着火辣辣的太阳，一锄头一锄头把花生收回来，他却把大的饱满地分拣出来留作种子，剩下来的就没有多少好的了。我当时对此很想不通，认为父亲花这么大的精力，种了半天却一颗吃的都没捞着。我曾笑称他是“为种花生而种花生。”后来多种了几年，我们总算吃到了自己的劳动果实。父亲还在干休所马路的一条水沟边，因地制宜开出了一块很小面积的水田，种上水藤菜。在假期里，为了给蔬菜找肥料，他就让我和他一起去厕所抬粪，那时我们年纪小，挑不动一担粪，他就让我和弟弟两人抬半桶，后来甚至在地里修粪池。我开始时很不理解，家里每天都要出去买菜，又花不了几个钱，为什么非要我们小小年纪干这些事。有时抬粪我碰到同学连头也不敢抬，总觉得不好意思。记得有一次他让我去抬粪浇菜，我不想去，就和父亲顶起来了，他生气的批评我“不爱劳动！”。1967年夏天，重庆因“文革”的原因，市场上新鲜蔬菜全面脱销，但父亲所在干休所开荒种地的许多老干部却从地里收获了南瓜、茄子、辣椒、豇豆等丰富的蔬菜来改善生活，我才体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甜头。现在回想起来，我至今对父亲对当时的批评深感内疚，可以说，我小时候劳动观念的树立与当时父亲的鞭策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父亲让我们学习劳动，是要我们从思想上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和作风，收获当时虽是无形的，但以后终身都受益匪浅。
父亲喜欢与他周围的普通群众交朋友。不管是理发员，还是送牛奶的工人，或是在澡堂里烧锅炉的师傅，他能很平等地与他们接触和交谈，他们在一起时，这些工人师傅也喜欢和父亲开玩笑，关系相处的非常和谐。在机关工作期间，有时父亲带我去机关的理发室理发，机关干部怕耽误他的时间，让他先理，他总是坚持排队，绝不插轮子。在生病住院期间，逢节假日时，干休所驱车接他回家，他总会让进城有事的医护人员搭他的车一起走。“文化大革命”中，组织上对老红军干部的生活有些特殊照顾，定期供应一些烟酒猪肉等主副食品，他有时听说有的干部和部队职工家庭有困难，就把部分指标让给他们去买。有一位长期给干休所送牛奶的部队老职工聂师傅，有次来家送奶时，我父亲得知他家里生活有些困难急需用钱时，父亲就借给他两百元钱。后来他来还钱时，父亲说：“不用急，等以后再给也不迟。”父亲常常要求我们说：“他们都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更要尊敬他们。”后来，在父亲的追悼大会上，我在参会的人流中看见了这位老师傅，他用一腔的感激之情，为父亲送来了最后的敬重。
父亲总是先人后己，为别人想得多，对自己却很少考虑。他在住院时，听说隔壁病房有一位十九岁的小战士不幸得了白血病，这位战士的父母心情十分难过，他就拖着病驱来到他们的身旁，安慰这位战士的父母配合医生的治疗，让他好好养病。后来，这位小战士病逝后，父亲还挺着病重的身体到病房外为这位小战士送行。在父亲的弥留之际，他嘱咐医院领导同志：不要再给他使用贵重医药了，把它们留给其他同志吧！
1976年8、9月间，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我从部队回家照顾父亲，那段时间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军医每天下午都来看望父亲，她有时会陪着父亲说说话，有时会给父亲喂喂水，擦擦汗，有时她一声不吭地坐着，看看父亲再离开。父亲对她的到来，很是高兴，精神许可时，还会与她说说笑话。后来我知道她就是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儿媳妇江小静，当时她在医院里进行毕业实习，她听说父亲的情况后，就常常利用空暇时间来看望父亲。来的次数多了，我们相互间自然就熟悉了，有时不免聊起父辈们的事情。记得她最后一次到父亲的病房来，是她大学毕业就要离开重庆的前几天，她特意请假从高滩岩学校本部来到父亲的病房，她走近父亲身边，俯下身子，贴着父亲的耳朵小声的说：“我就要回单位了，我是来向您告别的。”她在父亲身边站了很久，容貌美丽的脸上依稀可见泪水的痕迹。然后，她轻轻走出病房。此刻，我就站在门口，看着这种近乎悲壮的告别方式。此刻，我知道，父亲已进入肝昏迷的状态，也许他已听不见江小静说的什么话了，但是她的一片真挚的感情，传递了后一辈人对革命前辈的一种尊敬，一种崇高的爱，足以让他们心心相印了。她走时嘱咐我说：“你要好好照顾老人家。”
几天后，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革命军队，我一直在思考，对他的军人情节，他的战友情深，他的普通一兵的品格，应当怎样来提炼和概括，什么是闪烁在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
父亲参加革命后一直在一线作战部队，追寻他的战斗经历，我更加深刻的感到，他的个人经历其实就是一部人民解放军战斗历史的缩影。有人说，经历过长征能活下来的人就是万幸，长征后又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一次一次的残酷战斗并能活到解放的人就更是人生的一个奇迹。正是在那个刀光血影的战斗历程中，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党无限忠诚和对人民无限热爱的政治信念，表现出的随时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崇高思想觉悟，表现出的敢于战胜一切敌人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战斗作风，表现出的不畏艰难困苦，在困难面前“以苦为乐”的执着追求和乐观主义精神，才铸造出了人民战士的铮铮铁骨和英雄军魂，才编织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一幅又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战斗画卷，才书写出了中国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精神的不朽历史篇章。
在老百姓眼里，从艰难卓绝的战争年代中走过来的老红军、老八路们，他们所塑造出来的军人品质和气质总是放射着特有的光芒。因为那个年代扛枪当兵绝非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毫无一己私利可图，却随时随地都处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中。在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年代，老一辈革命军人仍然始终保持和发扬着当年的那么一种艰苦奋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淡泊名利、联系群众的本色和品质，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军人优秀的意志和品质，才使他们在老百姓心中建立起崇高的威信，成为一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力和巨大震撼力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正是当今我们处于习近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需要大力弘扬的，有了这样的精神财富，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攻坚克难，无往而不胜。
清明节前后，我和爱人专程驱车回到了352仓库旧址，祭奠逝去的先辈，瞻仰父亲曾工作生活多年的地方，我站在半山腰，久久俯瞰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水，这里虽然青山依旧，但时过境迁，50多年后的库区已和儿时记忆的景象面目全非了，只剩下那一栋依稀可辩的库直机关的三层办公楼。父辈曾经的苦难和艰辛，曾经的奋斗岁月，曾经的希望和憧憬，已铸成一段藏于我的内心深处而挥之不去的情结。我和弟妹还特意去看望了当年父亲单位的秘书刘守富同志，他今年已经86岁高龄，头发花白，身体多病，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迫害，后被平反。但谈到当年，我强烈感到老人身体内仍向外迸发着当年勃勃的革命斗志。他深情的对我们说：“我跟陈主任工作了6年的时间，从没听他说过自己的经历，一直到他去世后，我们通过组织的悼词才知道他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是我军一个了不起的战斗英雄。他们出生入死，拼死沙场，为革命贡献了这么多，但他们最后得到了什么呢？！今天我回忆起老领导，他们文化虽然低，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出的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思想品德的高尚纯洁，工作作风的朴实，实干精神和表率作用的始终如一，干部、战士对他们是心服口服。我能在他们身边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使我受益不浅，影响了我的一生。”
原352仓库秘书刘守富同志与陈昌元之子陈永同志
我十分喜欢军旅歌唱家杨洪基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所唱过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歌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喜欢的是这首词极富哲理且意境深邃的寓意，文人以一去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的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来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喻意曾经的浴血厮杀，曾经的金戈铁马，已随着时光远去，英世伟业都将被滚滚长江汹涌吞噬，空留伟业。但我绝对相信中国的一句老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人终究会有好报。”正如青山和夕阳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亘古悠长，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们，人民和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他们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将与天地同在！
纪念前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负重前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父辈们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后来人的郑重嘱托。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衷心感谢原352仓库秘书刘守富同志提供的关于我父亲的宝贵回忆资料。）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陈永 中共党员，硕士。1954年7月出生，1969年12月参军。先后在西藏边防和成都军区后勤部军事代表政治部工作，1993年转业到重庆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工作，现退休。
作者
